近日，全国多地都由中风险区降为低风险或转为常态防控。疫情最严重的武汉也宣布整体由高风险区降为中风险区。

　　28日上午， G1112次列车搭载着129名旅客从广州南站启程，抵达武汉站。这是武汉运输通道解除封锁后，全国开行的首趟外省终到武汉的高铁。

　　然而战斗还不能松懈，尤其是在最后一道防线——医废处置主战场，生态环保人绝不能放过一个“敌人”。随着疫情不断好转，能否完成生态环境部党组提出的“两个百分之百”要求，彻底斩断病毒二次传播，关键取决于这支深深扎根于武汉的生态环保铁军。

　　“那时候真是不顾一切了！”

　　“今天有几台设备需要检修，刚才正开会研究这个事情。”延续以往的采访节奏，记者仍是在深夜才联系上武汉市医疗废物处置调度指挥中心协调联络组组长、市辐射和危险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管理中心主任龚源。他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急促，“虽然最近产生量没那么大了，但新设备还有20多天才能投产，所以这段时间里又有点紧张了。”

　　龚源所在的协调联络组，可以说是武汉全市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中枢部门，负责着医疗废物产生量、转运、处置情况的分析预判，以及制定应对方案、协调处理系统性运作中的难题、发布各种规范要求，承担着信息汇总和上报等工作，神经必须时刻紧绷，不能出一丁点儿的差错。

　　他在电话中提到的设备，全名叫“移动式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备”，是指挥中心所有人公认的“宝贝疙瘩”，用于就近处置医疗废物，减少转运过程的传染风险。

　　之所以需要枢纽，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系统在运转。与龚源一同战斗在医废处置战线上的，还有来自武汉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的百余位工作人员。从协调统筹到调度支援、从摸底排查到日常监管、从技术保障到联防联控，他们举全市生态环境系统之力，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烙下了一道道动人的印记。

　　“那段时间我大概明白诸葛亮心力交瘁的感觉了，太累了！大家都担心过度劳累导致免疫力下降（被感染）。”龚源回忆起那段最难的时光，感慨道，“刚开始的时候，医废产生量成倍增长，设备又不够，但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解决。没别的办法，我们生在武汉、长在武汉，为了家乡，只有咬牙坚持。”

　　同样心力交瘁的，还有李利桥和他的组员们。他所在的小组负责对全市多家方舱医院、隔离观察点医疗废物管理情况和两家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消杀、工作台账、人员防护等情况进行现场指导。当一桶桶装满了医疗废物的收集桶摆在面前时，他们所做的，是走上前去，仔细查看收集情况是否规范，是否按要求进行消毒，是否存在着扬撒、渗漏风险。防护服里都是汗水，护目镜中也满是雾气，他们坚持再坚持。为了协调生活垃圾焚烧厂完成医废应急协同处置工作，调度指挥中心的几位工作人员干脆驻扎在厂区处置。

　　工作人员在现场检查设备运行情况 供图：龚源

　　龚源告诉记者，“在火神山医院干活的时候心里最紧张，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不顾一切了！”回想起这数十天的经历，龚源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平静，那是与危险对视过后的淡然，也是对他身后所要守护的那些人的执着。

　　“特别想孩子！但这两个月基本上每天晚上开完会、写完报告就1点多了，回家站在家门口把外面的衣服都脱掉才敢进门。还好这时候家人和孩子都睡了，没有太多接触，不然真害怕把病毒带回家。”谈起这段时间的经历，龚源对记者吐露了一个“秘密”：因为思念家人，也因为工作中的见闻和压力，这位家中的“顶梁柱”、单位里的“铁人”也曾哭过不止一次，“忙的时候还好，晚上一有空闲的时候心里就不好受。”

　　对那些来自各地的支援

　　他们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疫情刚刚暴发的时候，我们只有50吨/天的处理能力，但生态环境部领导要求我们未雨绸缪，医废处置能力必须达到能满足3万人的产生量。后来不到6天时间，确诊人数就增长到了18000人。”龚源回忆，那时候全市产生的医废几乎天天“爆仓”，“我们开始各种‘牌’一起打，就是要保证日产日清。”

　　在龚源看来，每次有新设备投入使用后的那几天，是他们难得的喘息时间。但随着每日医废产生量的不断升高，这种“轻松时光”并不会持续太久，他们必须再次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

　　疫情暴发后，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部长、部疫情应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干杰多次主持召开疫情应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相关环保工作。2月4日召开的领导小组会议指出，要突出武汉市及湖北省等重点地区，加强调度协调，想方设法为其提供能力保障、防护物资等支持。2月12日，领导小组会议再次指出，要紧盯武汉等疫情高发的重点地区，继续抓好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保障安全转运等重点关键环节，确保疫情医疗废物得到有效处理处置。2月27日，领导小组会议又一次提及武汉，指出要以武汉市为重中之重，尽快摸清医疗废物产生量、转运能力和处理处置能力底数，想方设法、多措并举继续扩大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能力，抓紧清运并妥善处理好积存的医疗废物，同时做好医疗废物暂存库等场所的卫生、防护、安全等工作，确保不出问题。

　　从2月3日开始，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每天都会亲自连线调度指挥中心参加调度会议，了解指导武汉医废处置工作；生态环境部相关业务司局主要领导也驻守武汉，与调度指挥中心一起研判制定工作方案，并联系调度全国范围内的医废处置设备入汉。

　　对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支援，龚源感触很深：“有了部里的支援，我们在各部门、各医疗机构之间的资源调动更顺畅，另外他们还帮助我们科学研判、制定应对措施，很多指导意见都让我们受益匪浅。这对我们是非常大的鼓舞！”

　　驰援武汉团队所携带的“移动式医疗垃圾焚烧方舱” 来源：生态环境部

　　“后来我们新增了42台设备，相当于7个中小型城市加起来的处理能力。”龚源告诉记者，除了这些医废处置设备，全市的医废转运车最多的时候接近100辆，赴汉支援医废处置的志愿者也达到260多人。这些援助，有的来自省内其他地市、有的来自外省、有的来自民间组织、有的来自企业机构……

　　而在疫情初期，武汉面临着缺人、缺车、缺转运桶、缺处置能力的“四缺”境况。来自全国的应急援助队伍，自带设备、车辆、技术人员，不讲条件、不惧风险、不怕辛苦，日夜奋战。

　　“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力量，带来了士气！”龚源对这些战友充满了感激，“这么长时间相处下来，我们之间都非常亲热，就像一家人一样！”

　　据了解，中油优艺首支医疗垃圾清运志愿者团队，前后自带35台医疗废物转运车，81人援助武汉，参与转运了800多吨医疗废物，相当于累计40000桶医疗废物。他们当中有中油公司的员工，也有襄樊市的公交司机，作为志愿者来武汉参战的。公司为此付出了约1000万元，不求任何回报。“还有黄石的华新水泥是带着车来的，那些司机和工作人员为了能随叫随到，所有人吃住都在车上，到现在已经20多天了！”谈起这些援助，龚源对他们充满了感情。

　　志愿者小刘是主动到雷神山从事医疗废弃物处理工作的，原本在武汉徐东片区从事物流配送工作的他，在1月25日那天看到雷神山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就主动报名来雷神山从事医疗废弃物转运工作。 来源：环球时报

　　这些“逆行”而来的支援力量，有的至今仍坚守在一线，与本地工作人员一起肩负着医废处置设备、医废转运车的运维工作。

　　面对疫情

　　他们变成了一块紧密协作的“铁板”

　　“只有面对那些大事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一个人的本性。”龚源感慨道。在疫情面前，所有人都放弃了个体的荣辱与得失，全身心投入到了这场与新冠病毒的较量中。

　　“我们局长一直住在办公室，听说他晚上也是操心得睡不着觉。”龚源说，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局长阎忠宁家中有两位亲属被确诊感染，但他却无暇顾及，一直坚守在医废处置一线，在医院、处置企业之间连轴转。

　　在疫情之前，武汉市医疗废物的产生量是每天40多吨。但随着疫情发展，全市医疗废物产生量达到了200吨/日，最高峰时甚至超过了260吨/日。对此，生态环境部提出“就地处置，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总体思路，武汉方面也开始启用生活垃圾焚烧系统对医疗废物进行处置。“我们还组织建设了市区两级暂存库，有15000平方米，”龚源说，为了实现日产日清的目标，“把所有可用的技术手段全都用上了，一天一天地计算处置能力，底线就是完成任务。”用龚源的话说，那段时间他们整个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都处在一种“忙而不乱”的状态中。

　　白天工作抓落实，晚上开会分析研判，第二天直奔短板地区调度、应对。这种状态龚源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坚持到了现在。“当时心里只想着两个‘情’，疫情和舆情。不能因为医疗废物处置困难产生舆情，造成恐慌，影响疫情防控大局；不能因为医疗废物处置不当，产生新的疫情传播途径。”

　　医废产生了，但决不能成为第二个传染源。当地处置不过来，如何转运这些医疗废物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疫情暴发后，武汉市的医废转运车最多时候接近100辆。如何使这些车辆实现最大化、最高效的利用，就成为指挥中心需要考虑的事情。“完成五六十吨和完成百八十吨产生量所需的工作量和调度水平差别可是非常大的，不是一个量级的！”龚源说，从产生量计算到运力匹配，从调度车辆到联系司机，工作量极其繁重。负责调度车辆的闫成义、韦帅、付晨雨三人每天接打电话上百个，不眠不休地调度协调运力，用短短三天时间，就将全市所有医疗机构中暂存的医疗废物基本清空。

　　为了确保全国所有医疗机构及设施环境监管与服务100%全覆盖，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及时有效收集转运和处理处置100%全落实，武汉生态环保人不断压榨着自己最后一丝“潜力”。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指挥中心组织全市环境执法队伍对医院医疗废物暂存间储存、消毒情况，医院、隔离点和污水处理厂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消毒情况重点检查，督促企业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达标排放并做好消毒工作，至今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近2万人次，检查医疗机构（含集中隔离救治点、方舱医院）6000余家次，医疗废水处理单位（含承担医疗废水处理的污水处理厂）100余家次。

　　“除了我们系统内的，还有市消防支队也给我们写了‘请战书’，帮我们搬运设备！”龚源告诉记者，在一起抗疫的人群中，有环卫工人，帮助搬运医废收集桶，还有60名公交司机，帮助加强运力，做到人歇车不歇。

　　由于人手不足，指挥中心的女同志们都自告奋勇搬运物资 供图：龚源

　　“一直到3月中旬，我忽然觉得一直绷着的那股子劲松下来了，整个人一下子就感觉很累、很疲惫。”龚源回忆道，“那几天的量开始下降了，已经有两天都在200吨以下了。等降到180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可以了，不会再反弹了。”

　　是的，医废产生量的减少，不但意味着龚源和他的同事们可以松一口气，更意味着病人开始逐步减少，疫情得到了控制。

　　在采访的最后，龚源表现出了对打赢这场“战役”的强烈信心。虽然目前武汉全市医疗废物产生量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但危机并没有就此解除。奋战在武汉医废处置一线的这些“战士”们，不仅要继续坚守在战“疫”一线，他们还将再次投入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场”，用经受过疫情防控洗礼的钢铁意志和经受过生死考验的责任担当，为他们身后的人民群众筑起一道生态环境安全的坚固防线。

　　来源：中国环境报  记者：邢翰韧